新宪法还规定，法院有权对法律没有规定的权利和自由以立法和采纳最有利于维护权利和自由的方式进行解释，进一步强调，在解释人权法案时，法院或者其他权威机构要有助于提升以建立在人的尊严、平等、公正和自由为基础的开放的民主社会的价值。

18 从结论上看，陈的观点与上述传统观念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日本学者在研究该问题时不仅观点比较明确，而且都擅长于从体系化的角度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虽然他们没有论及中国宪法序言，但是其论证方法与研究进路对我国宪法学颇有借鉴意义。

以施密特为代表的事实论认为宪法序言包含着主权者的根本政治决断，它们构成了宪法的根本法的重要内容。然而，作为实在宪法有机组成部分的宪法序言是否重要，虽说可以从比较法中窥视其端倪，但更为要紧的是，只有对本国宪法序言进行具体分析，我们才能够确定性地把握其中是否包含着整部宪法的根本性规定，以及这种规定在宪法的规范体系中居于何种地位，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当下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包含宪法之根本性规定的讨论，与国际宪法学界的相关学说之间也存在着颇为有趣的对应关系。其中，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是比较稳定的因素，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等则在改革开放中处于主权者人民不断界定的过程中。然而这两者在价值序位上存在着高低之分。关于为什么某件事应当发生的问题绝不能用断言发生某事来加以回答，而只能用断言某件事应当发生来加以回答。

依照宪法还是具有比较民主或比较专制的性质，它就在宪法序言中作为人民的意志而出现，或者作为蒙上帝之恩而就任的一个统治者的意志而出现。从规范主义的角度看，与国家根本任务确定的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目标相比，陈文所提到前三大根本法均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而言，因而，在根本法地位上应位于国家根本任务之下。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要求政府部门主动公开凡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各类信息。

面对如此复杂的新形势，过去的政策调控机制日渐失效，这就要求执政党必须采用新的手段，这种新的手段即是法律。随着法律法规的大量出现，过去简单的权利-权力结构转变为复合型的权利-法律-权力结构。为此，要培育公民社会、形成公共空间，就必须保障公民表达自由、政治参与的权利。在刑事立法方面，死刑存废以及适用死刑的特殊程序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问题。

私有财产权为个人划定出不可缩减的个人空间，从而在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划分明确的界限。无论在法学理论领域还是立法实践进程中，社会法这一概念的引进与使用，其历史最长不会超过最近二十年。

由此，公民的各项权利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渠道获得更加平等的、普遍的制度保障。{8}竺效：法学体系中存在中义的‘社会法吗？—社会法语词之使用确定化设想，载《法律科学》2005年第2期。这一宪法条款明确赋予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的六大基本政治权利。前者是现阶段重点，后者是新的趋势。

{7}[美]罗纳德·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法律体系作为社会管理制度的载体，其制定和运作的目的不仅要促进经济、提高效率，更是要实现社会正义。就现有围绕死刑存废的争论来看，死刑问题的真正要点不在死刑，而在于公正是否法律的第一原则{5}(P.106)。在此背景之下，严格执行死刑适用的特殊程序对于尊重生命、保障犯罪人的人权尤其具有特殊意义。

权利的获取与享有，并不仅仅取决于公民个体的能力与行动。当下，继完成民生立法的工作重点后，未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关注点应转入公民有序参与的政治权利领域【关键词】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在此大背景下，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自然成为建设法治国家的必要步骤和实现途径。执政党制定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是要通过法治化来实现变革社会中的政治有序化，同时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满足民众的权利需求以完成新的社会整合。

通过经济建设解决民生问题，通过社会建设拓展民主，由此决定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将集中于民生立法和民主立法两大板块。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订立的法律法规数量如此之大、速度如此之快，正反映出30多年来、尤其是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14年来，政府保障公民权利的手段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日益成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保障公民权利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制度路径。按照现行宪法第34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以下试举民、刑两法律部门的立法变动为例略加论述。社会立法任务并未大功告成，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整合乃是今后一段时期国家立法工作的重点内容。在当下，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关注的社会公正集中体现在完善社会救济机制、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方面。

如果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顾60余年间中国所经历的变迁，那么大致可说，建国初期完成了国家解放的转型，而最近32年的改革，则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民族发展权诉讼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权利被侵害的性质与具体内容。

人权的实在化以人权的法定化为基础，而人权法定化和现实化的最终实现必然依从于人权的可司法性。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人权实现程度上的差异，促使少数民族产生发展机会均等、获得共同进步的权利要求，因而提出享有更高层次的发展权利。

1．民族发展权法律诉讼主体的确定民族发展权法律的诉讼主体是该法律程序的提起者和承载者，包括诉讼中的控诉主体和被诉主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权利实现程度上的差异，促使少数民族产生获得发展机会均等、实现共同进步的愿望，进而提出享有平等发展权利的要求。

目前少数民族的发展权利无论在司法救济还是行政救济上都存在着困难。胡永平，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教师。一般而言，侵犯民族发展权的行为是由于国家或公共权力限制、剥夺或不赋予发展权利而使权利主体在现实中无法与其它主体平等地占有发展权利资源或已处于法律所允诺的最低发展状况以下水准而引起的。将民族发展权的基本精神贯穿于民族区域自治法之中，无疑对于民族发展权的法定化具有最有效的作用。

二、民族发展权实现的障碍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国家的大力扶持、帮助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民族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民族发展权作为一种原则性、价值性的权利，法律制度对其保障主要体现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

首先，各级党政部门和工作人员要带头遵守包括民族发展权法律在内的民族法律法规，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四）民族发展权的性质民族发展权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党和国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政策基础上根据民族地区发展的现实状况所产生的一项权利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时代性。快速发展的经济赋予了人们越来越广泛的权利，激发着人们对更高层次权利的渴求。

[1](60)以此类推，民族发展权可以定义为我国各少数民族参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发展并享受发展所获得利益的一种资格或权能。民族发展权旨在促进民族间及地区间的共同发展，是少数民族作为集体概念向国家提出的主张和要求。[1](280)司法救济的公正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决定了它是实现权利救济最强有力的方式。总之，民族发展权的实现面临着各种障碍性因素，而民族发展权实现的内容又是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

3．民族发展权法律诉讼程序的选定民族发展权法律只有建立起相应的、行之有效的司法诉讼模式，才抓住了其法律保障制度的症结，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发展权的法律救济问题。民族发展权与其他具体的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制约。

除此之外，还要继续加强对杂散居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少数民族特殊利益等方面的立法规范，健全民族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为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制度供给。但是目前，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和全国普遍建立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呈日益拉大的态势，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第三，在自治机关的自治权中，以直接明示型的规范方式明确规定民族发展权的定义，并以任意性规范的形式将民族发展权的具体内容（包括性质和地位）明细化，并尽可能地具体化、有形化，使民族发展权成为实体性的权利并具有可操作性。（一）民族发展权的立法保障民族发展权的立法保障是指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按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废止民族法律、法规，以便使少数民族享有法定发展权利的活动。